摘要：礼俗“集会”仪式的音乐活动与“永恒客体”的音乐形式是两种类型音乐的文化存在,而非所谓“进步”与“落后”的两种存在。东方音乐的玛卡姆、曲牌、拉格都是在一种音乐活动中的表现,而非固定的音乐“曲式”,东方与西方音乐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音乐——“现实实有”音乐与“永恒客体”音乐。文章分为四个部分：一、“集会”仪式是阿拉伯文学玛卡梅与音乐玛卡姆的起源;二、“曲式”作为“永恒客体”音乐与“集会”仪式作为“现实实有”音乐的差异;三、“现实实有”音乐和“永恒客体”音乐的时空身体认知的差异性;四、现象科学视野下的音乐身体的“境遇化”与“非境遇化”空间。

摘要：本文对瑶族婚俗仪式音乐展开“历史与田野”双重维度的观照,进而把握瑶族传统音乐的整体文化意义。笔者通过对广西贺州过山瑶婚俗仪式音乐的考察,认为其是自宋代以来瑶族传统文化在长期的中国政治、社会、历史发展语境中,经受一系列“濡化”“涵化”过程的礼俗文化产物。它同时也是多元化社会、历史背景下的与他文化互动、交融后的一种文化的选择性传承与重构之产物。尤其是元明时期设立的宣慰司、卫所制度,对于瑶族传统文化的“涵化”过程营造了极其有利的社会空间。同时,瑶族自我文化“认同的力量”是巨大的、恒久的。瑶族婚俗音乐中的“族性歌腔”（“纳发调”）,“瑶族长鼓舞”等传统文化符码表明族群认同意识的文化自觉,其是保护与传承瑶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内在驱动力。

摘要：乐舞生是明清时期一个出身于“非贱民”阶层,主要承应封建国家大、中祀吉礼之雅乐,与乐户在社会身份、管理机构、行使职能等方面有明显区别的群体。明代太常乐舞生是元代礼乐户的后继者,太常乐舞生的管理机构神乐观是元代大乐署的延续。

摘要：国家力量在佛教音声的历史流变中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。帝王崇佛与官乐佛存,“三武一宗”灭佛与僧人破戒奏乐,《申明佛教榜册》的颁施与瑜伽教僧的专职化,永乐皇帝“名称歌曲”的颁施与俗曲佛用传统的合法化,藏传佛教音声在汉地的传承无不彰显出“国家在场”的重要影响,国家在场是佛教音声文化研究的重要维度。

摘要：周初始创“礼乐制度”,赋予“乐”以新义。“乐”本民俗之物,后被纳入“礼制”,表明周“乐”有自身的历史进程。该进程既是“乐”义衍生的过程,亦是周“乐”演变的过程。《诗经》“二南”乐歌编撰过程及其“多义性”即是例证。本文从民俗角度着眼,讨论《诗经》“二南”乐歌中与此相关的问题：1.周代的“礼俗”与礼俗乐之关系;2.《诗经》“二南”的地域性及其民俗性质;3.“二南”乐歌的多重社会属性及其含义;4.“诗乐”的政教面相与功能。